通过改革税收制度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

1882年，在洛克菲勒要求下，公司律师设计出了持股集中和集权化管理的创新形式——标准石油信托（或标准石油托拉斯，托拉斯为信托的音译）。洛克菲勒则借助其他铁路的帮助，以大幅度降低运费和制造劳工骚乱进行回击。

《反托拉斯法》是饱受铁路垄断之害的中西部农场主和中小企业不断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情况下在国会勉强通过的。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美国任何一个行业和领域垄断都毫无例外地都是由于政府腐败所导致，与政府特许公用事业垄断滥用和监管上的腐败无能直接相关。宾夕法尼亚铁路开始反击，也大举进入炼油和输油管领域，要与洛克菲勒标准石油一决高下。为吸引各行业托拉斯将公司总部迁往新泽西州注册，为新泽西州开辟新的财源 （公司特许费用和其他税收好处），新泽西州于1891年率先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公司法中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购买和持有其他公司股票的禁止性规定，承认控股公司的合法地位。就在《反托拉斯法》通过后，新泽西州决策者却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和利益。

因此，各地联邦法院法官通常更愿意为垄断财团服务，对委员会的请求往往是虚情假意地周旋搪塞，消极对待，从而使该委员会实际上成了一个不能达到任何实际目标的无用机构。1901年，J.P.摩根将美国最大的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公司同其他几家钢铁公司合并组成了一个资产高达14亿美元的超大型企业，把私人垄断泛滥再次推向高潮。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的确有制度体系所隐含的内在原因，劳动力权利受限、契约自由受限就是其一。

实际上，不管我们愿意、喜欢与否，劳动收入因为权利受限而难以更快增长的局面必须改变，因为如果不主动改，劳工事件、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也会逼着我们改革。当工人方方面面的权利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时，当然就有了秦晖教授所说的低人权优势，而且成了低劳动力成本的核心原因。否则，在就业市场上，大型雇主公司跟员工之间的议价地位会越来越不对称，工资跟劳动边际生产率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低劳动力优势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并经由工会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利，跟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强化自己地位的权利，是相配对称的两种权利。第四，提升工人权利必然使制造业劳动收入增加，短期内或许抑制制造业就业的增长。

我们不能只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给制造业就业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忽视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增长前景。这种下降趋势始于1990年左右，之后基本在一直强化。从经济学角度讲，一旦工人的一项选择权受到限制或禁止，那等同于把那项权利的显性价格压制到零，让侵犯那项权利的一方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所以，低人权优势等于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人民日报》报道的下降幅度少一些，从1993到2007年，劳动收入由GDP的49.49%降至39.74%。

更何况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空间远高于制造业。按照经济学道理，判断工资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也就是，因为一个工人的努力让企业多增的产值。但是，如果从法律上禁止自由工会、禁止任何非暴力形式的罢工权，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就包含了强制性，包含了非自愿的性质，剥削就成为可能。为什么农民工没有更多选择？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在富士康跟其42万员工之间，是一种自愿的就业交易，因为如果员工张三对工资和待遇不满意，他完全可以不接受或者选择辞职。

第三，从长远看，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只会抑制科技创新的动力。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多当然使单个工人的谈价地位低，但是也不至于低到几乎为零。

比如，富士康在深圳雇用42万员工，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就业贡献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员工数这么巨大的情况下，42万中任何单个员工对富士康的重要性会很有限。经济史学者说，中国历来人口多而且勤劳又价格低廉，所以，通过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创造了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而西方因为人口少、劳动力太昂贵，所以，逼着他们创造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户口自由迁徙受制、土地流转权限制、金融从业权限制、教育机会歧视，这些都是对公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限制，每多一种权利限制，就又使农民工、社会底层人的就业议价地位降一筹，让他们的就业交易自由又少一度，平均收入又低一等。从这个意义讲，或许富士康的待遇确实比其它制造企业好，但那种局部的小自由难以对冲社会制度所包含的宏观选择不自由。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太低，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带动城镇以及农村的消费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空间。但问题是，对于农民工来说，只要城乡户口差、城市间户口差仍然存在，只要农村土地流转受限、民间金融受阻等等还继续，那么，选来选去，也跳不出那些报酬低、待遇差的就业机构，只能在那些户口身份更好因而权利更高的人不要的工作之间局部地自由选择。在大自由权利缺失的情况下，哪怕在具体企业之间有局部选择的小自由，农民工还是在被迫接受一些不情愿的雇用交易，这当然就不是基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交易。

只有在选择自由、契约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下，发生的交易中才不存在剥削。不能为维持增长模式而限制权利一旦更多的工人权利得到保障、农村经济自由度得到提高，权利的显性价格必然会上升，亦即劳动力成本会增加。

第一，在30年前中国人缺饭吃、产能严重短缺的时候，老百姓或许不得不接受低人权、低劳动收入，让经济靠投资扩大产能、靠出口制造优势快速发展。如果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土地使用权抵押权都能进一步放开，不仅农民工不至于都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而且让他们还可选择将土地权转变成创业资本，自己去独资或合伙创业。

最终，他们的边际生产率跟实际能得到的工资之间的差值，既可看成是大自由缺失所带来的制度成本，也可理解为宏观选择不自由的代价。同样地，高人权的社会里，劳动力成本必然高，因为那些国家的工人权利的显性价格会高。

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规模不仅是一个世纪前的人难以想象的，连30年前的世界人也难以想到。一旦这些对权利的限制能解除，农民工即使去制造业打工，其工资议价地位显然不会像今天这么低。这基本说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在增长，但工资的增长速度没有跟上。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的报酬太低、待遇不好，可以选择去李四公司。

但是，这中间的关键是工人和其他员工必须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通过工会代表自己去集体协商谈判。当企业间可以并购结盟但员工间不能结盟时，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就可能是非自由、非自愿的。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如果只允许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也允许不同企业自由组成行业协会等各类行业联盟，而不能同时给工人组织工会并通过工会集体行动的权利，那么，这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交易自由原则，而且为剥削创造了空间。

当苦劳能更便宜地代替巧干的时候，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拖中国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后腿。《新京报》报道，该比值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近20个百分点。

如果李四公司不行，还可去王五公司。制度上的不清晰削弱了制造企业员工的谈价地位。在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不断扩大其地位的同时，员工的组织形式在美国等地也相应地演变，工会规模和地理范围在扩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这是否好事？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要终结，更多农民工要失业？笔者认为，许多担忧要么过时，要么站不住脚。

就像笔者在一些制造业企业看到的，因为人工成本低于自动化组装设备，他们宁可用工人站在生产流水线旁安装，而不会去在自动化技术上下功夫。当然，在工业革命之前，雇工的谈价地位没有今天这么低，因为那时候的雇主企业规模不大，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享有寡头地位，因此，即使没有工会，在雇主与雇员之间，自由议价的地位相当，而且工资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直接面对面谈，交易非常人格化。

但是，今天产能严重过剩，如果还压低工人权利、把更多利润留给企业，只会让民间劳动收入继续相对下降，使居民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促使产能过剩局面恶化。低人权优势在过去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不再。

即使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角度讲，如果民间占国民收入比重不上升，居民消费就难以更快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就只能持续。一般而言，工资应该跟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相关，应该随着边际生产率的上升而增加。